甘惜分：我国舆论学理论及实践的开创者和引路(4)

结 语

甘惜分教授在舆论学领域的学术探索，一直践行着“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的箴言，虽然历经荆棘，但他不畏艰辛、执着求索、勤勉前行，最终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他作为我国舆论学理论及实践的开创者和引路人、我国现代舆情调查与研究的开拓者，开启了我国舆论学研究之路。他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积极致力于舆论学的学术创新，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路径，指引着后继舆论学者前进的脚步。2015年，中国新闻史学会为甘惜分颁发了“中国舆论学研究终身成就奖”，以此来彰显他在舆论学研究领域的巨大贡献。这个奖项的颁发，可谓实至名归。

注释：

①童兵：《序》，《甘惜分文集（第1卷）》[M]，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②刘建明：《甘惜分：我国党报新闻学的奠基者》[J]，《新闻爱好者》，2006年第11期

③甘惜分：《序》，喻国明 刘夏阳编著：《中国民意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④⑥⑦⑧⑩甘惜分：《甘惜分文集（第1卷）》[M]，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第41页；第192页；第194页；第371页；第42页；第43页；第46页；第195页；第46页；第196页；第195页；第199页；第199页；第477页；第41页

⑤参见《大英百科全书》第14卷，第5-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

⑨路元：《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舆论学——访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甘惜分》[J]，《中国记者》，1987年第2期

甘惜分教授（），1916年出生于四川省邻水县，中学毕业后曾在小学任教，1938年奔赴陕北，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接受教育，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青年时期就接受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熏陶，这对于他日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1939年夏，年仅23岁的他成为八路军120师高级干部研究班的政治教员。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晋绥军区政治部安排他每天撰写军情稿件交给新华社晋绥总分社，这是他从事新闻工作的发端；后来他被派到绥蒙前线当记者，从此正式步入了新闻行业。随后，他参与创办了中共绥蒙区党委机关报《绥蒙日报》。1947年，他奉命担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编委。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与晋绥地区几十名干部奉中央调令南下到第二野战军，参加解放重庆的工作。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甘惜分和晋绥总分社十几个人奉命接管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建立新华社西南总分社，他任采编部主任。上述新闻实践经历为他日后的新闻理论研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素材。1954年，甘惜分迎来了人生中的一大转折，时年38岁的他被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任教，由一名新闻工作者转变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开启了他随后六十余载的探究新闻科学的学术生涯。六十余载的辛勤耕耘，他成为我国学术界公认的“知名新闻学者、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家、新闻教育家”①“我国党报新闻学的奠基者”。②全面梳理甘惜分的学术成果不难发现，甘惜分也是我国舆论学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的开创者和引路人，是我国现代舆情调查与研究的开拓者。在舆论学日渐受到重视的今天，系统梳理研究甘惜分教授的舆论学理论思想及实践探索，对新时期进一步做好舆论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更好地指导新闻舆论的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对此进行研讨。率先论述舆论，开创舆论研究先河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年过花甲的甘惜分重新担任新闻理论教研室主任。当时，人大即将迎来三十华诞，学校让每个系出一本书，但时间紧迫，教研室无人接受这一任务。甘惜分勇当重任，老将出征。1980年，甘惜分撰写的《新闻理论基础》正式出版，作为新中国首部新闻理论专著，填补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领域的空白。该书一面世就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首印7000本没多久就销售一空，后来共计重印20余万册，成为那个时代绝无仅有的盛况。该书上篇在辨析了新闻和舆论的概念后，论述了新闻事业及其性质和作用；第二章“舆论”下设“什么是舆论”“舆论的力量”“对舆论的引导”三节；第三章“新闻事业”的第一节“新闻事业和舆论”，这些都是中国大陆关于舆论的最早论述，开创了舆论研究的先河。甘惜分1993年，甘惜分在给《中国民意研究》的序言中强调称：“舆论学的研究，是一个重大课题”，并明确指出：舆论学的任务归根到底在于了解和研究民情，研究舆论学有两条路子，一条是理论研究，另一条路子是从事实际的民意测验。他就此呼吁：“我国把舆论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还很年轻。要使舆论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宏大的科学体系，这需要许多有志者的共同努力……我们承前启后，锐意创新，群策群力，一定可以在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土地上开创出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学的奇葩。”③甘惜分的这些论述，可谓开启了我国舆论学研究之路，吹响了我国舆论学研究的号角，指引着后继舆论学者前进的脚步。之后，不少学者追随着他的步伐，将我国的舆论学研究逐步深化，推动着舆论学学科的整体发展。明辨舆论定义，厘清学科基本概念学术研究的前提是要厘清学科的基本概念，舆论学的研究也应如此。甘惜分在1980年撰写的《新闻理论基础》里，就对舆论的概念进行了明确辨析。他认为，“舆”泛指普通的老百姓，“论”指的是议论或意见，“舆论”就是群众的议论、群众的意见。④这一观点在当时是具有开创性的，因为当时很多学者都认可《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中的观点，认为舆论不仅是团体也是个人的意见，“表现为个人或团体的自我语言”。⑤而甘惜分则明确指出：舆论不是任何个人的思想情绪，个人情绪形不成舆论。舆论是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地位基本相近的人们或社会集团对某一事态的大体相近的看法。舆论是一种社会思潮。⑥1986年，甘惜分在《新闻学原理纲要》第五章“舆论”中，对舆论的定义做出了修正。此时，他认为将“舆论”单纯视为“群众的意见”有失偏颇，“如果说舆论即群众意见，那么剥削阶级或反动政府难道没有舆论？他们当然是有他们自己的舆论的。他们不属于人民大众，但他们总在‘公众’之列，任何公众（某一人群）都是可能有他们自己的舆论的”。⑦同时，甘惜分也指出，“舆论的形成有个过程，个人的意见不是舆论，公众意见才是舆论。但是有时舆论的形成也发端于个人。如果这种意见是有社会基础的，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那么这种意见通过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而相互影响，自发的、分散的、无组织的意见就可能转化为公众的、集中的意见，逐步成为公众舆论”。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建我国第一家舆论研究所在甘惜分看来，舆论学要实现了解和研究民情的任务，必须将理论研究与实际的民意测验紧密结合起来。他认为，提到“舆论”这个词汇，人们极易联想到的便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经常采用的“民意检测”或“舆情调查”，或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造舆论”的偏离客观实际的宣传，舆论研究虽然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但是舆论调查的方法与形式本身并没有阶级性，所以当然也是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服务的。⑨为此，他多方奔走欲筹建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最终在1986年底正式成立，他出任首任所长。他曾谈及自己筹建舆论研究所的初衷：根源在于“文革”十年浩劫引起的思想推动，“文革”十年使他的思想受到极大震颤，目无民主中国就没有希望；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意志没有表达的地方，有话没处说，这就是一种隐患；他希望创办舆论研究所，搞民意调查，公开发布调查结果，以此推动国家的民主生活。⑩他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建立舆论研究所是我多年来的愿望，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强烈愿望。”作为我国第一个以舆论为研究对象的科研机构，该所的建立可以说是对“文革”十年浩劫的深刻反思，也可以说是对舆论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一次积极探索。对于该所的任务，他指出：第一是作舆论调查、民意测验。首先为新闻界服务，调查新闻宣传的实际效果；也为党政部门服务，了解群众意愿、情绪，还可以为社会服务，接受社会团体和各方机构委托的调查项目；第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的舆论研究，建立中国式的舆论学，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学说，要创造条件创办中国舆论季刊，发表舆论调查结果和研究性论文；第三是为了加强新闻学的教学，开设舆论学课程，让新闻院校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掌握了解民情的知识、技能和理论。当时，由于国内政治气氛较为敏感，不少人都建议甘惜分将该所的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经济方面，这样做不仅可以使研究所的收入得到保障，也能避免出现一些政治上的潜在风险。但是他都婉言拒绝了，因为他始终认为舆论学研究本就应当调查了解民情，从而做好民众情绪的观察者。在他任所长期间舆论研究所共完成约30个调研项目，其中不少项目涉及敏感问题，但也正因为甘惜分这种敢于直面敏感问题的勇气和魄力，使得该所不少舆情调查项目都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对1986年底安徽合肥“学潮”的调查、1988年春节的“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1989年春节的“蛇年展望”等项目。1993年年底，甘惜分离休，舆论研究所的事业仍在快速发展，有关部门和不少老师都希望他继续担任研究所所长，但是他选择了卸任。他认为，自己的精力已经比不过年轻人，应当让朝气蓬勃、勇于奋斗的年轻人来继承事业。揭露资产阶级舆论学研究的虚伪性，充分论述舆论的阶级性在国内学者中，甘惜分最早对舆论的阶级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他分析指出：“一般说来，舆论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因为人们的思想状况基本上是受他所处的物质利益地位所决定，他对当前事件的支持或反对的态度，同样是受他自己的物质利益所支配。所以，同一阶级或同一社会集团的人们，由于他们具有共同的物质利益，也必然地存在着近似的舆论”；“在存在着阶级区分的社会里，舆论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阶级性。”他还认为：承认不承认社会舆论具有阶级性，这是资产阶级新闻学和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根本分歧之一。资产阶级的舆论学研究者们总是抹煞舆论的阶级性，而侈谈什么超阶级的社会舆论。它们只承认不同社会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等人们之间舆论的差别，而不承认这些不同的社会舆论的最为重要的差别来自于不同的阶级性。当然，舆论除了体现出一定的阶级性与民族性之外，还将受到地区性、文化程度、职业要素等特征的影响。人是具有社会性的群居动物，人与人之间需要建立一种彼此信赖、交流的关系，而这种联系将人们聚合为一个共同体，如果没有这种联系，那么我们的社会很可能就会发生破裂，导致社会问题频发。因此，在这种彼此连接的社会生活中，群体之中会产生相似的舆论。但是从根本上而言，这种舆论形式也是存在着一定阶级性的，来自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会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分析问题，形成对事件的观点与态度。因此，在舆论的诸多特征中，阶级性被甘惜分视为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发挥舆论的力量，关键在于引导舆论甘惜分很早就认识到了舆论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曾多次指出新闻和舆论是新闻事业存在的两大关键性力量。在给新闻下定义时，他就曾把舆论的要素融入其中，指出新闻是报道或评论事实来影响舆论的手段。他在1980年撰写的《新闻理论基础》里专门论述了“舆论的力量”：舆论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对社会的发展进程发挥着重要作用，得到舆论支持事情就容易成功，如果受到舆论反对事情就会失败；舆论表达人心的向背，公论的是非，它不是行政力量，对任何人都不发生强制作用，不对任何人发号施令，但是它有时却能发出一种神奇的力量，比行政的强制性的机关有更大的敦促作用；舆论对社会起着一种特殊的监督作用，许多问题单靠行政力量不好解决，而诉诸舆论就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同时，他分析指出：随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随着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舆论处于变化中，这种变化不完全是自发的，关键在于对舆论如何引导。引导得好，可以把社会舆论引导到社会进步方面来。没有引导或引导不好，舆论可能倾向到有利于敌对势力方面去。甘惜分曾指出，在现时代中，舆论可以大体上分为进步舆论、落后舆论和反动舆论，它们具有不同的力量。进步舆论是一种巨大的道义力量、它可以使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成长起来，也可以使一种坏风气受到世人的谴责。落后舆论的力量也不可忽视，它可以带坏社会风气，使人民分不清美和丑。反动舆论足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使人民暂时受其蒙蔽。这三种舆论的不同性质，产生了各自特定的作用，舆论引导应该积极倡导进步舆论，抵制落后舆论，粉碎反动舆论，积极营造形成风清气正、健康有序的舆论场。为此，首先需要明确舆论是进步、落后还是反动的标准。就此，甘惜分提出了进步舆论的判断标准：一是正义性，他认为，历史证明，群众舆论倾向什么，主要在于事业的正义性，正义舆论的影响尽管开始较小，但必将逐步扩大，成为广泛群众性的舆论，具有震撼社会的力量， 我们站在正义事业一边，就不怕反动舆论的造谣诬蔑； 二是顺应历史潮流，他指出：“真正强大的舆论是顺应时代潮流、为大多数人民所拥戴的、能够推动社会前进的舆论。”坚持“多声一向”，实现舆论一律与不一律的统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存在着两种关于“舆论一律”的意见。一部分人认为，舆论一律是有必要的，否则便有可能造成社会思想的混乱；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舆论一律不利于人民思想观点的表达，压制了不同声音存在的可能性，可能导致民众的思想逐步僵化。在甘惜分看来，这两种思想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一方面，舆论具有多元性，任何组织和个人想要达到舆论的绝对一致都将是徒劳，因此领导者要容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并且要让这些意见表达出来，然后才能因势利导，不断加以引导。 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的领导人都希望舆论能朝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使有关部门能更加便捷地引导人民群众采取一致的行动来处理某些社会问题，这种统一舆论的努力是一种客观存在，世界上所有舆论工具都在从事这种努力。于是，他提出了著名的“多声一向论”，即“多种声音，一个方向”，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声音，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关键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扬民主，发展新闻自由，报纸发表多方面的新闻报道，发表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创办具有不同性格的报纸，反映人民群众的情绪、愿望、要求与呼声。 这就要做到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的统一。在舆论一律的基础上，人民群众内部也应当重视舆论不一律的使用，以此来体现社会主义内部的民主。同时，甘惜分认为，舆论的形成源于思想上的分歧。由于民众存在着差异，所以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们对于相同的事件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看法，也就是不同的舆论。对于这些观点各异的舆论，我们理应客观地去对待：“舆论是一种客观存在。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它，反对它或赞成它，它都会在社会上存在着、酝酿着”； 不管人们对于舆论抱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其总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而发生改变。具有相似社会处境或密切的利害关系的人们，其思想观点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一致性，因而想要压制舆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任何想要打压舆论的尝试终究将会成为枉然。结 语甘惜分教授在舆论学领域的学术探索，一直践行着“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的箴言，虽然历经荆棘，但他不畏艰辛、执着求索、勤勉前行，最终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他作为我国舆论学理论及实践的开创者和引路人、我国现代舆情调查与研究的开拓者，开启了我国舆论学研究之路。他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积极致力于舆论学的学术创新，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路径，指引着后继舆论学者前进的脚步。2015年，中国新闻史学会为甘惜分颁发了“中国舆论学研究终身成就奖”，以此来彰显他在舆论学研究领域的巨大贡献。这个奖项的颁发，可谓实至名归。注释：①童兵：《序》，《甘惜分文集（第1卷）》[M]，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②刘建明：《甘惜分：我国党报新闻学的奠基者》[J]，《新闻爱好者》，2006年第11期③甘惜分：《序》，喻国明 刘夏阳编著：《中国民意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④⑥⑦⑧⑩甘惜分：《甘惜分文集（第1卷）》[M]，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第41页；第192页；第194页；第371页；第42页；第43页；第46页；第195页；第46页；第196页；第195页；第199页；第199页；第477页；第41页⑤参见《大英百科全书》第14卷，第5-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⑨路元：《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舆论学——访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甘惜分》[J]，《中国记者》，198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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