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生成与传播的运思逻辑窥解基于民国时期超(2)

谣言总是在表现人们的恐惧、希望和期待，这些感受又希望有人分担。当人恐惧和不安时，如果没有合适和及时的发泄渠道，谣言就是一个常见的替代品，尤其是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更是如此。因为谣言可以提供一种排解紧张情绪的发泄途径，并为这些情绪的存在做辩解[2]。从个体心理出发，谣言的存在可以帮助人们排解当下内心的焦躁和不安；结合时代语境分析，刚从硝烟战火中走出来的人们，面对满目狼藉、残灰未尽的当下社会，内心肯定是极不平静的，一点儿风吹草动都可能形成其恐慌心理以至成为谣言肆意生长的环境温床。从群体心理出发，人们的情感结构更偏向于弱者，在一场身份与话语的叙事中，当事人的身份、情境是关键要素。因为一旦涉及敏感身份（如官与民、警与匪、富与穷等），情境标签（如腐败、包庇、殴打、狂妄、虐待等）就很容易引起公众的悲情、愤怒、同情、绝情等情绪[3]。此事件涉及中美两国的特殊群体，“野蛮部落”和“超堡队员”，这两种身份标签已然十分瞩目。而通过苦役、为奴等明显划分阶级的用词以及放羊、捣谷成粉等细节化信息描述，都将此事件构建成最易激活公众兴奋点的情境型信息，这些都是谣言发酵的重要因素。

二、谣言之破

谣言产生的诱因是多样化的，既有社会大背景的重要前提，也包括当时社会个体、群体的心理特征及谣言制造者的动机、目的等。如何破解、控制“虚假性”、“有害性”谣言的传播值得深思。此时总能想起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言——“谣言止于智者”。好像我们只要提高认识、加强理性，谣言就能不攻自破。从传谣者角度来看，谣言经常成为“智者们”追逐名利的手段，由此被称为“智者的阳谋”。从信谣者的角度来看，信谣并不仅仅因为不够聪慧。人在焦虑、恐慌与愤怒时，同样容易丧失理性而信谣。从谣言的形成过程来看，谣言与人性有关。由于人本性中的趋利避害倾向，人们在信息交流时，会有选择性地接收他们想要的信息，或者更倾向于接受和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4]1。从多维度分析，产生诱因的条件

是可变性因素，它们受不同时间、身份、环境及心理作用影响，产生不同程度的反馈，所以仅利用“智者止谣”这种传统的办法恐难以应对谣言的攻击性。法国学者卡普费雷就曾指出，破解谣言的神秘方法是没有的，只有对情况有了确切肯定的了解，才能做出判断、提供建议。谣言的破解可能首先要源于了解：只有深入具体了解谣言存在的实际情况，用更为准确、真实的调查信息或数据，以更加理性和科学的分析手段才能形成具有说服力的辟谣效果。1946年9月25日，成都新闻报刊转载了美联社就此事的后续报道。报道称美国已经派遣了一支调查小组入川，调查美国飞行员于两年前是否真的做了的囚犯。1947年9月23日，中国报纸对美国的最终调查结果刊载公示：“昨日上午，美军John P· Lucas少将在南京举行了新闻记者招待会，会议宣布经过15个月连续地不松懈地调查，证实没有失踪的美国飞行员被部落俘获”。被掳为奴事件就此有了最终的答案。面对已经造成恐慌感和愤怒感的谣言，控制民众情绪，把握好处理节奏是最佳应对方式。政府出面进行公正的调查和公开的声明是消减舆论的有利策略。谣言的破解有赖于良好的社会治理，它既需要政府重拳出击，也需要借用社会民间力量，协同合作[4]2。在美方成立专案小组实地调查过程中，为避免川康地区险峻多变的地理环境和集聚混杂的部落冲突对调查造成阻碍，川康当地政府以及彝区关键性人物都给予美方帮助与协作，故此，历时一年多的搜救调查才能得以进行并取得最终成果。

三、破立逻辑探蹟

美国官方给出的最终调查结果已经可以证实此次事件就是虚假性的谣言。对此谣言掀起的轩然大波，其成因值得探蹟。作为一种特殊而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谣言，其特点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加以认识[5]17。成因与谣言的诱惑性特点有关。诱惑就像宙斯大神严厉命令侍女潘多拉不准打开的那个神秘的小盒子，只要人们稍不冷静或出于某种好奇，就可能给人类带来极大的不幸和灾难[5]23！人类对未知且充满神秘感的事物有着天生的猎奇心理，人们不会对周围随手可得的面包感兴趣，但对远方的露珠却可能产生异样的饱腹感。事件中的Lolo于美国民众而言就是遥远、未知且神秘的事物，在一个异国他乡的野外部落，美国人在那里被囚禁为奴，并且奴役事件被描绘得极具画面感，放牧、砍柴等细节都显得生动形象。这对于美国民众，尤其是经历过黑人奴隶制解放的美国来说不可谓不是一件“惊天奇事”，无论是出于猎奇还是人权，都是一件震撼性新闻。

文章来源：《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网址: http://www.zdxllysj.cn/qikandaodu/2021/0502/4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