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生成与传播的运思逻辑窥解基于民国时期超(3)

美国传播学家乔治·格伯纳曾经指出，任何新闻，同时也是一种见解[6]。他者立场可能是另一个成因，从传播渠道来看，在西方传媒的报道中，发展中国家不但存在感弱，而且往往受歪曲性报道影响。不少学者指出，西方传媒往往把发展中国家与动乱、战争、落后、愚昧、专制等消极的概念和印象联系到一起。结合整体社会大环境，西方国家对中国是存在一定的负面印象的。这与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经历了长久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在早已经宣布“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社会看来，多半是陈旧和落后的。西方俯视中国，也不是一日之短。这在很多游历东方的外国人对中国记述中就已见端倪。调查组人员阿特·瑞德在回忆中写道：“在西昌，有两件事情令我们非常吃惊。我们坐着一辆中国卡车，这辆卡车没有邮箱，只有55加仑的油桶放在后面。一个中国士兵骑在车前保险杠上，把一种类似酒精的液体一滴一滴地加到燃烧着的化油器内。许多酒精都没有用到发动机上，……然后我们全都晕了车，这条路上的U形急弯简直是一场噩梦。”“另一件事发生在我们的旅馆，在距跑道约一英里的一个山上，一个中国士兵伸进纸糊的窗户想取一包烟，当被盗者看见一只正抓着烟的手往回缩时，便大声呐喊起来。在我们向中方干涉前，那名中国士兵就被杀了，对此我们深表歉意。”从超堡队成员的回忆中，不难看出战时西昌之于美国人的困惑不解。在他们看来中国也是羸弱的一个东方个体，而偏远杂居的LoLo族群可能就是一个“谜”一样的野外部落。远离文明和制度的野外部落发生什么都不足为奇。

谣言能折射出所处社会的政治生态，是对病态社会的反映，是一种集体精神病；它如同病菌，只能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滋生繁殖。因此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7]。一个从遥远异族传来的消息能造成如此轩然大波，引发中美两国的关注，从更深层来看，与当时政治时局有所关联。太平洋战事爆发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关系紧密。从整体战争格局来看，美国是全力支持中国的抗战斗争，但从蒋介石日记公开后的研究表明，一切绝不是表面上的风过无痕。中美关系的变幻莫测、权术较量早已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从美国在欧亚战略的部署到史迪威事件的内政危机，都可见中美关系早已不复当初。国际关系中谣言可起到维护本国利益及打击他国的作用。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处于“外焦内患”的双重压力之下，据蒋介石1944年日记记载，8月28日蒋午夜醒来后便“辗转不能成眠，考虑对美外交以后之艰难与不堪忍受之情势。”由此可见，来自美的第三方压力不可小觑。内战时期，蒋欲脱美而寻求更为自主的掌控权，也采取了诸多外交制衡政策。美国就当时的中美外交利益，当然要采取施压利己的外交手段。涉及民主的话题和事件，是当时中国政治的关键敏感词，南京政府的独断专行让原本寄希望于国民政权的民主派人士逐渐心灰意冷。彝区飞机遇险事件引起的美国飞行员被掳为奴的传言，正好可以将中国国内的民主权利问题放大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让原本已经“满目疮痍”的中国形象再一次受到国际质疑。与此同时，西南地区的地方矛盾也初现端倪，西康宁属地方社会彝汉资源竞争、互相抢夺压制已然成为一种常态。超堡队被掳彝区为奴的谣言完全满足汉族士绅对于彝族社群的认知心理，并且有利于向中央政府提出剿彝申请，地方汉人在谣言发酵传播中起到的助推力也不可轻易忽视。由此使得国民政府本就漏洞百出的边疆治理体制暴露在民众的视野之下，加剧了国民对其审视与批判，使反蒋集团更为团结，来势更加凶猛。所以无论是出于国际观瞻还是国内政争，美对这次谣言的应对举措给了南京政权巨大的舆论压力。

四、结语

凡事都有利弊两面，战时坠机风波所带来的谣言使得中国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更加立体多面地展现于世界镜像之中。从中折射出的地方风俗、人文制度、宗教信仰等引起了西方再次瞩目，这也让川康等少数民族聚集区联结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

注释：

①B-29：美国研制出的一种重型长程轰炸机，是二战期间用来空战的主要机型。

②四川省西部的“Lolo”是现今彝族的他称，译为。

③奴役：指充当奴隶进行劳作。

④‘呷西’：最低等级，毫无人身自由，可以被打骂、买卖和屠杀。

文章来源：《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网址: http://www.zdxllysj.cn/qikandaodu/2021/0502/4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