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文脉传播的系统梳理与学理探究以佛山文苑(3)

佛山历史文脉载体按形态可以分为实物载体、活动载体和精神载体等。实物载体包括园林建筑、书画艺术和文史哲教等文献等实物形态，活动载体包括祭祀礼仪、生活习俗、民间活动等活动形态，精神载体包括口头传说、民间掌故、家风家训、历史和行业（工商业、从政、教育、著述、编刻）传统、地方精神、信仰等精神形态。

如此分类，意在方便认识和理解；实际上，任一形态的文脉载体总与其他形态难以截然区别，而是彼此融合。某一形态的划分可能只是对同一文脉载体的某一侧面或属性的观照，多个侧面或属性的整合，才能更清晰完整地把握该文脉载体。

基于佛山文苑人物的佛山历史文脉传播研究，聚焦两晋以来的100位佛山文苑人物，发现文脉载体众多，广泛涉及著述、编刻、书法、绘画、科技、军事、艺术、建筑、祭祀、传统（教育、精神、政治、养生、孝友、结社、治家、修身、乡群等）等不同领域。

最突出的是著述和创作，初步统计表明：有明确著述、创作（包含失传、散佚）的多达90位。其中多有像区适子撰写的《三字经》、李侍问主持编修的《佛山忠义乡志》、温汝能搜集编纂的《粤东诗海》《粤东文海》、招子庸收集整理的《粤讴》、梁廷枏纂修的《广东海防汇览》《粤海关志》、谭莹博考粤中文献而成的《粤雅堂丛书》、邹伯奇的《邹徵君遗书》、康有为的《康南海先生诗集》《康南海文集》等一样的辨识度高、代表性强、开风气之先的岭南文化的诸多标志性成果。以编修方志为例，晋代南海人王范搜罗百粤典故，著成岭南第一部地方史志《交广春秋》（后亡佚），开岭南地方志之先河。紧随其后的南海人黄恭在王范基础上整理撰写《王氏交广春秋补遗》（后亦亡佚），进一步完善了交广一带地方志的体制和内容。研究同时发现，年代越久远，著述、创作失传、散佚的越多。例外的是，著述宏富的晚清大儒朱次琦，他在去世之前将尚未传世的七部著作书稿全部焚毁，结果只留下少量作品，殊为可惜。

其次，还有享誉全国的岭南私家园林，广东四大名园佛山独占其二，顺德清晖园、南海梁园（今属禅城区）的主要创立和建设者龙廷槐、梁蔼如、梁九昌、梁九图等均为佛山文苑人物；同为佛山文苑人物的吴济运等创建了南海吴家大树堂（今属禅城区）吴氏家族园林群，其中的西园更是佛山文人园林的典范。

当然，最可嘉赏并欣慰的还是视为命脉的精神传统。以佛山忠义乡为例，“秉承忠义、刚正清廉、在市显学、利不移性”就成其传统文化特色鲜明的核心价值观”［3］（47）。放眼大佛山，精神命脉仍然绵延旖旎，弥足珍贵：或如唐代区册一般扎根桑梓、乐育英才的教育情怀，开佛山讲学之先河；或如南汉状元简文会一般清廉务实、刚正不阿的官德操守，树后世从政之轨范；或如区仕衡、陈子壮一般毁家纾难、保家卫国的忠义精魂，镌刻千秋爱国男儿形象；或如明朝状元伦文叙、清朝状元梁燿枢一般崇文尚学、追求卓越的优良学风，为岭南文运壮色生辉；或如黄士俊、李文田一般治学严谨、为官清正的栋梁使命，尽一己之力维护国家；或如陈炎宗、梁蔼如一般科举高中、不唯仕宦的自得乐趣，传粤东文苑一脉雅韵；或如李孝问、吴弥光一般热心公益、乐为慈善的公众领袖，护乡邦家园一方幸福。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时至今日仍然是佛山文化继往开来的力量源泉和重要资本。

二、佛山文脉传播的学理探究

1.乡群取向

华夏传播学认为“家国同构”是华夏文明传播的价值取向［4］（97）。佛山文脉传播在身—家—乡—国—天下的由内及外的空间传播圈层中，尤其注重乡这个圈层，表现出鲜明的乡群取向。乡者乡邦也，群者社群也。佛山文苑人物深刻体认到“乡为王化之基，群为治理之本”，家国同构在乡群圈层里“按比例缩小”，更务实地体现为“与群合一”，既民胞物与、和而不同，又爱群益群，乐而不疲。

此类人物，在佛山文苑人物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从两晋时代的王范、黄恭开其端，几乎代不乏人，热爱乡邦、服务社群。乡群取向至少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一是注重乡里风评，如两晋王范、黄恭和南朝陈刘珊等；二是作育家乡人才，如唐朝区册、南宋区仕衡和宋元之际区适子、明朝廖谨等；三是热心桑梓公益，清朝龙廷槐、温汝适、梁蔼如等；四是支持乡域治理，明朝梁鹤鸣、李孝问和清朝吴弥光等；五是维护家园安定，如宋末张镇孙、元末明初孙蕡、清朝温汝能等；六是经理社区慈善，明末欧主遇和清朝李殿苞、劳潼等；七是编著乡邦文献，如明朝欧大任、朱完、李侍问和清朝罗天尺、陈炎宗、温汝能、谢兰生、谭莹、梁廷枏等。正是这些先贤，乡群之念一脉相承，在乡爱乡护乡、建设家乡、发展家乡，一浪高过一浪，佛山才能积聚壮大，拾级而上，后发赶超，勇立潮头。

文章来源：《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网址: http://www.zdxllysj.cn/qikandaodu/2021/0502/4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