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文脉传播的系统梳理与学理探究以佛山文苑(4)

佛山先贤乡群取向如此深长而浓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则佛山地理自然环境使然。珠江三角洲形成的初期，佛山一带自然环境非常恶劣，潮湿炎热，森林沼泽密布，野兽出没，瘴疠肆虐，生产生活均极为艰辛，一家一户一族乃至一村都难以独存，必须联合起来才能生存发展，客观上孕育了佛山先民以团结协作、抱团求生图强为主要精髓的早期乡群取向。两宋开始，珠江三角洲由于生态环境的变迁，前缘不断向海南移，生存条件相对改善；延至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海岸线一次又一次大幅南推，生存发展空间不断拓展。尽管如此，洪水、海潮等自然灾害仍然常有侵袭，促使佛山先民一次又一次携手合作，共抗大灾，保卫和发展自己的家园。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乡群取向自然形成并凝结为佛山先民的历史记忆和现实需求。二则佛山历代移民开发使然。佛山历史上经历了秦、六朝、唐末五代、北宋后期至南宋末年等多次移民潮，大量南迁士民中既有政策性移民，如秦朝的军人、逋亡人、赘婿、贾人及女无夫家者，更有逃避战乱、寻觅生机和活路的自发性移民。在众多移民群体中，不乏“中原衣冠华胄”，他们组织的集团性移民，资金丰厚、人力资源丰富，带来了先进的农耕生产经验、手工业生产技术、经商从政智慧和中原文化［5］（74-80）。外来移民在熟悉迁入地、开辟新家园、协调土著与移民的利益和关系的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移民群体的凝聚力和凝聚方式，不断强化自身认同，逐步固化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新土地中，建构起身土不二的乡邦情结。佛山土著和先来的老移民，同样在与自然互动中、与新移民既斗争又合作的碰撞交流中，逐渐增进联系、缓慢交融。佛山历史上众多的堤围、海岸等大型公共设施的维护开支大、周期长，周围一带海盗、强贼等安全威胁严重存在，迫使佛山先民搁置土著移民之争，并肩作战，防灾抗灾，防贼御匪，护卫千辛万苦建成的家园。由此，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积淀、发酵、形塑并升华成内在的进而是生生不已的内生性动力性的乡群取向。除此之外中国传统社会诸如九品中正制等人才选拔制度因素，也是促成佛山先民乡群取向的重要因素。不过，前述两者是最重要和更根本的。

2.道德践履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有关文苑的解释，给人深刻的启迪。“史志《文苑》，唯其文，亦唯其人，与李昉集前代文字作《文苑英华》不同。故曰：名者实之宾，行为文之本。持此衡论，置身廊庙，固能黼黻休明；伏处山林，亦足以抗希文典，不以穷达殊也”［6］（619）。由此可见，所谓文苑人物，文章文学文化出众，必须兼顾其为人，二者集于一身，方不愧为文苑人物。如果只有“文”而无“行”，那么实不足以跻身“文苑”，恐怕只能以一般的文人目之，往往让人联想到“文人无行”的老话。佛山文苑人物，堪称经过岁月淘洗的文化精英。披览100位佛山文苑人物的传记，不难发现，这个佛山知识精英群体，何止创化出行之久远的“文”，更有高山仰止的“道”，普遍注重以道德践履引领文脉的传播。可以从三个层面梳理、总结规律性认识。

一是建基人内传播、教育传播等，以孝友忠信等为主要内核的品德修养，致力“行不负良知”。每一位佛山文苑人物无不崇文向学、刻苦砥砺，对内学之为己、修身为本，对外诲人不倦、教化为先。尤为突出的是普遍的尊德贵道、诚信为本，构筑起佛山文明传播的牢固的信任纽带。一方面自称“得为宋室完人，幸矣”的南宋末年理学名家区仕衡和清朝曾钊、朱次琦、任元梓、邹伯奇、马信道等堪为榜样。

二是依托人际传播、政治传播等，以济世惠民为主要内核的官德修炼，着力“义不争民利”。人际传播注重廉洁奉公、兴学劝农，政治传播讲求守正创新、安邦济民；尤为突出的是广施德政、化民成俗，彰显着佛山文脉衍生不息的民生担当。这方面以南汉简文会、唐朝李文孺和明朝梁轸、李义壮、林钟及清朝胡建伟、龙廷槐、温汝适、朱次琦等为代表。

三是借助地方治理、大众传播等，以积极入世为主要内核的公德修为，勉力“善不愧公益”。地方治理聚焦利民富民之善政，大众传播依托契约、公告、口碑和制度创新等；尤为突出的是自治互助、整章建制，体现了佛山基层善政良治的公共精神。这方面以区仕衡、区适子等为发端，梁鹤鸣、区大相、李孝问、欧主遇、梁元柱等继起，李殿苞、劳潼、龙廷槐、梁蔼如、何容光、温汝能、温汝适、朱宗琦、霍伟南等集其大成。

文章来源：《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网址: http://www.zdxllysj.cn/qikandaodu/2021/0502/4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