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外书迹研究》到《傅申学艺录》(2)

本文作者与傅申先生商讨修订《海外书迹研究》

记得启功先生曾说过：“文物鉴定中，以书画鉴定为最难，而书画鉴定家往往又同时是书画家。”（大意如此）傅先生作为一名艺术史学者和书画鉴定家，在国内外同行中，是获得高度认可的，国内鉴定界的“泰斗”徐邦达曾在接受访问时说：“海外对中国书画的鉴定就数傅申啦。”也有人在历数当代书画鉴定大家时，把傅申先生与启功、徐邦达、谢稚柳、杨仁恺、刘九庵等相提并论。他们均既是书画鉴定大家，同时又是书画大家。也许有人会问，你现在称傅先生的书画为大家的依据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如果你有幸观摩过去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傅先生唯一的个展—傅申学艺展，或者拜读过上海书画出版社同时出版的一套《傅申学艺录》八开，四大册，其中包括《书法卷》《绘画卷》《书画刻瓷篆刻卷》以及《师友书翰选》各一大册，那么尽管傅申先生自谦地把这个展览与这套书都自题为“学艺”，但这里所呈现的作品所达到的广度与高度，都足以堪称“大家”这一称号。

在这一套书中，《书法卷》是重中之重，非但页码最多（达277页）而且从时序上看，最早一件二十岁时（1956）所作《双勾宋刻绎山碑郑文宝跋》与《节临绎山刻石》直至本书最后一批于2013年特为展览创作的各式作品，中间几乎没有断过。换句话说，即使傅申先生赴美攻读美术史博士时，虽然荒疏了绘画实践，但其于书法并未中断。在美期间，诸多书刊杂志、公家或私人匾额、书画藏品的题签、题跋、展览题头等等，让傅申先生优秀的书法造诣仍然大有其用武之地。例如他任教耶鲁大学期间，所著《Traces of the brush》一书，尽管为英文著作，但他在扉页用行书题“海外书迹研究”，又用行书题写每一章的标题。最见功夫的是，该书中所附展出书法目，共计90件，全部用小行书横行写出（见《书法卷》第45页）。该时期他的另一本著作《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中每一章节，他用篆、隶、行三种书体题写，充分发挥了他兼擅各体的才能。至于题匾，连西方美术史研究大师之一的苏立文先生家所悬挂的“又一居”也是傅申先生所题。足见在美国期间，傅申书法也颇受欣赏。

至于90年代中期返台后，傅申先生的书法创作更是如鱼得水，各种书体、各种用途的作品大量地出现，连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办公室所悬挂的书法作品也都出自傅申先生之手。因此，黄子先生称傅申先生为“海峡对岸书法第一人”绝非虚夸之词。

当然，光凭以上所举可能还不足以证明傅申先生书法造诣到底有多高。那么下面我们着重来谈谈傅申先生书法艺术的造诣。

其实，最说明问题的是本套书中以及展览中所陈列的那些作品。我完全赞同国家博物馆陈履生馆长的观点：“……尤其是在书法方面完全连接了他在书学研究方面的成就。这种学问反哺创作，使得他的书法创作呈现出一种新的境界。如果将他融入到当代中国书画研究的传统和现实中来考察，应该像欣赏徐邦达、谢稚柳先生的晚年创作一样，去看傅申先生的书法近作，因为这不是一般书法家的作品，它们背后潜藏着书家在艺术史和书画鉴定方面的学术成就。傅申先生的书法，是当代文人的书法，是21世纪文人可能缺少的成就以及学问人生的乐趣。”（见《书法卷》第八页，陈履生文《笔健神融—傅申先生书法近作感怀》）

从展览及《学艺录》中所展示的书法作品来看，有两大类最能反映其书艺所及的广度与高度，第一类即傅申先生深入传统涉猎各体并最后熔铸而成为自己面目的行书体，笔者以为可以称之为“傅体”行书，这是在书法艺术创新中最难的一环—亦即书法本体的创新，可以断言，有多少人毕一生之力而无法企及这一目标，而于傅申先生而言，他无论绘画还是书法领域，都十分重视“创新”这一课题。我们从傅先生《传统与实验—千禧年论当代书艺创新》一文中，能够解读到他对书法本体的创新的重视，这是他在批评某些现代书家时所表达出来的。他说：“现代书家却反果为因，只是为了形式上的炫奇彰异，而将创字当做文字的游戏，而未考虑到文字供人解读的流通性，未能将精力智慧用于书艺本体的创新，那是十分可惜的。”

第二类即他用以实验的少字数书法作品，如他近年所作《爆射》《核电爆》《地震》《海啸》《强震》《钓鱼岛》等等，在展览上很能抓住观众的眼球，诸家在评论中皆给予高度的赞赏。这是他深扎传统之后，加入“现代派”意识的成功尝试，如果把这些少字作品看作画，那么他那在书法本体上成功创新的“傅体”行书，作为绘画上的题字，成功地提升了作品的格调，这正是一般现代书家所难以达到的境界。

文章来源：《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网址: http://www.zdxllysj.cn/qikandaodu/2021/0214/364.html